大疫病中产生的伟大医生和医典——张仲景
文/李寻1
先看下面一段文字：
“医学这个行业，说大了可以为人民服务，说小了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健康。可是现在的很多读书人，不愿意选择这个行当，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升官发财的专业，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混个出人头地，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一旦这些人患上某些难以医治的疾病，便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给那些根本治不好他们病的庸医花大价钱，甚至烧香拜佛，求助如同巫婆神汉之类的所谓‘大师’，在这些人身上花了不少的钱，结果还是一命呜呼！唉，这些人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为什么自己不去学习医学，钻研业务，而把自己最宝贵的健康和生命交给那些庸医和骗子呢？”
初读起来，好像一位现代医生的牢骚，没错，写这段话的人是位医生，只不过不是现代人，他是距今1800多年的东汉时代的一位医生，名字叫张仲景，上面这段话来自他为自己的名著《伤寒杂病论》写的自序。
《伤寒杂病论·自序》节选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 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惷若游魂。哀乎！趋势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河南南阳医圣祠
医圣祠，是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祠墓所在地，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城东温凉河畔，其座北朝南，占地约17亩。始建年代无确考，后经明、清多次扩建，解放后，又曾多次修葺。现大门为仿汉建筑，一对子母阙耸立门前。其内建筑计有大殿、东西偏殿、过殿、拜殿、仲景墓、春台亭、秋风阁、行方斋、智圆斋、仁术馆、广济馆、仲圣堂、寿膳堂、山门、六角亭、医圣井、荷花池、历代名医塑像、东西碑廊等。馆藏器具文物104件（套），古籍书刊文献1万余册。医圣祠1988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授予国家AAA级旅游景区。2008年被授予全国中医药文化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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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医学界，张仲景是无人不知的医圣，但在东汉，他好像并不著名。《后汉书》中没有他的传记，关于他的确切史实，有一部分来自他的《伤寒杂病论·自序》，另一部分来自宋人转引的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的一段简短的记录：“南阳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这句话张仲景自序中也有）。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面寡见者所能及。”另有互联网资料说，“经后人考证，他约生于东汉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卒于建安末年（约公元215年～219年）。”
余学也浅，不知是哪位“后人”根据什么资料考证出来的这个生卒年月。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关于张仲景的记述皆是杜撰。这位被现代誉为医圣的人物何以在官修正史中没有传记？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看一下在他之前那些在“正史”中留下传记的名医有什么特点。
在张仲景之前以及差不多同时代，在正史中留下传记的名医共有三位，一位是战国时期的扁鹊，一位是西汉时的淳于意（即仓公），还有一位是比他可能略晚些的华佗。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扁鹊和淳于意作传，让后人知道了这两个人的事迹。司马迁之所以给这两个人作传，主要是感慨这两个人的命运，在司马迁的笔下，这两个人都身怀起死回生的绝技，但因才见妒，扁鹊被秦国的太医嫉妒而杀，淳于意要不是因为有位聪明的女儿缇萦，宁肯没身为官奴而给汉文帝上书，也会冤死狱中的。淳于意是位名医，给一些诸侯王治过病，也因某种原因不给某些人治病，积了一些仇家，这些人不知找了个什么样的机会，抓住了他的把柄，把他下入狱中，他的女儿缇萦给汉文帝上书，宁肯自己卖身为官奴，也要救父亲出来，让他继续去行医救人。汉文帝被感动了，亲自过问此事，让淳于意把治好过哪些人、没治好哪些人、都是什么原因，写个汇报给他，淳于意遵旨，写了24个案例汇报上去，句句实话，汉文帝比较满意，将其释放。
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录下了这24个案例，后来有些医学史的书上将这些记录称为中国最早的“病历”，其实那不是病历，只是“犯罪嫌疑人”的一份“交待材料”而已。
太史公伟大，他是把扁鹊、淳于意当作医生来写的，在他们的传记中，那些“起死回生”的医学案例按现代医学逻辑，都是可以理解的。用扁鹊自己的话说，“我并不能使死人复活，我只是让那些病不至死的人恢复健康而已”。扁鹊还通过司马迁之笔留下了一句话：信巫不医者，不治！这说明，扁鹊这些医生有着充分的理性自觉，明确指出医生与骗人的巫师不是一种人！
写后汉书的范晔就不那么清明了，他虽然也给名医华佗写了一小段传记，但是却把华佗列入《方术列传》中，与那些算卦驱鬼的巫师如费长房者流视为同一类人，可见东汉末年之后的时风已医巫不分了。
上述三位名医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都有所谓“起死回生”的绝技案例；二、命运起伏较大（华佗死于曹操之手，其故事流传至广，可谓家喻户晓，故本文不多赘言），都有故事。以此相比，《后汉书》未给张仲景作传，可能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他的临床医技平平，没有留下可以当作神话传说的起死回生绝技。按张仲景自己的说法，他大概只弄懂了导致疾病的一半原因，笔者推测在他的医学临床实践中，治好的人和没治好的人也各占一半，这应该是个正常的医学实践过程，他没把那些治好的病例去放大宣传，忽悠别人，所以在当时算不上名医；二是他的为官政绩也平平，没留下什么显赫的政绩工程；三是其日常生活也平平，没有什么因妒见杀的悲怆遭遇，没有什么可作为市井巷议谈资的故事。
笔者推测：张仲景就是一位埋头实干、钻研业务的普通医生，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以清明的理性精神，记录下了自己行医的研究心得，他既记录了成功的病例与方剂，也记录下了对那些临床失败的思考与追问。历史，没有给他留下传记；但他给历史留下了一部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
◎长沙市湖南省中医院处的张仲景像
图片拍摄于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市蔡锷北路的湖南省中医院（湖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张仲景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曾出任长沙太守，任期内值长沙瘟疫漫行，乃坐堂行医，为民治病，拯救众多百姓。长沙百姓为了纪念张仲景，于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建张仲景祠，又名张公祠，清嘉庆二年重修。民国时这里亦办过育英小学，抗战时毁。1947年，长沙中医界曾捐款重建新祠三间，改名仲景堂，后因修马路，祠又废弃。目前，此处仅剩一座石碑，上刻张仲景头像及其祠故址简介。图为石碑上的张仲景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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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仲景本人一样，他的《伤寒杂病论》在东汉时期并不著名，真正使这部著作受到重视的是比他晚约100年的西晋太医令王叔和，他根据当时能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编辑，这才形成了后人能看到的文本《伤寒论》。不过有后来的学者认为，王叔和在此书中加入了自己的几篇文章，比如卷一的《辨脉论》《平脉法》两篇文章①。
在宋代，对《伤寒论》的研究蔚为大观，而且出现了另一本据说也是张仲景所著的医书《金匮要略》。现代学者多数认为，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一部分是宋代出现的《金匮要略》。
依笔者之浅见，现今流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文本固然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留下的文献底子，但多少可能已掺入了整理者自己的内容，但这无碍大局，因为这些整理者所用的术语和理解问题的思路与张仲景原始文本所用的术语与思路相差不远。所以，我宁肯把所谓王叔和掺入的“伪文”也当作张仲景的作品看待，因为实在已无从辨析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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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并非中医出身，自然无资格去辨析《伤寒杂病论》中每条内容的医学意义。在这里只想提出一个问题：该如何对待张仲景留下的这部医学著作？这个问题进一步深化，就是：该如何对待祖国的中医学遗产？
提出第一个问题，是有感于很多现在的通俗读物中，对《伤寒杂病论》的非科学的评价，将其视为一部神妙莫测的“圣书”，更有甚者，有些专业的医生，也将此书当作如同佛经一样，需要“焚香盥手”、凝神细读的经典，甚至还出版了《<伤寒杂病论>大字诵读本》。我觉得这不是对待科学著作应有的态度。
提出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对中医关注已久，有关中医的一切争论使我们必须回答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祖国医学遗产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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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切伟大的科学著作一样，《伤寒杂病论》是一部真理与谬误并存的医学专著，它所揭示出的闪烁着伟大智慧光芒的真理性内容至今仍有巨大的价值，它所记录的现代医学理性无法证实的案例很可能是重要的谬误，但无论如何，它所提出的问题具有重大的医学意义，无论是朝着其真理性方向的突进，还是对其谬误的分析纠正，均将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
试举一例，《金匮要略》中第一篇就疾病原因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千般疢（chèn）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
当初读到此段话，笔者感到震撼异常，觉得张仲景已经说出了人类疾病的所有原因，而现代医学基本上是建立在第三条原因上的（如果我们把细菌、病毒这种微生物也理解为“虫兽”的话），一部分是建立在第二条原因基础上的，如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解释和认识。但对于第一条原因至今尚未触及，而且就第一条原因和第二条原因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也缺少追问。比如，张仲景所提出的血脉壅塞不通的疾病常见的有中风，即脑血管出血，现代医学证明高血压与环境温度有关，所以说，张仲景说的“外皮肤所中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脑出血与“经络受邪”的关系则在现代医学中缺少解释，因为对“经络”是什么还没有符合现代科学理念的认识。
中国古代的医生们大多数对《伤寒杂病论》是持科学的态度的，笔者读到过南京中医学院《伤寒论译释》一书（此书为现代《伤寒论》的经典解释版本，已出版到第四版）中就援引了大量古代名医对《伤寒论》的理解与认识，有经过研究后的认同，也有经过分析后的不认同，是真正的学术探讨。但是，所有的评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都基于所谓“中医的理论”来分析问题的，都用的是“阴、阳”“太阳、少阳”之类的没经过现代科学理论解释的基本概念，所以，对《伤寒杂病论》中经方疗效的认识没有取得根本的突破，也就是说对张仲景原著中的说法无论是赞同还是不赞同，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家本来就说了自己对错参半，你发现其对或错，也还只是在人家原来的认识水平上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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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巫术传统向来很盛，以至于在汉末，官方史家甚至把医生当做巫师，以至于在现代仍有张悟本、王林之类的“大师”吸引政商学各界名流“拜山”。张仲景所记载的汉代那些给庸医、巫师花大钱治病的现象，今天不依然大量存在吗？
中国的巫术传统至今依然很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科学精神还没有战胜迷信传统，尤其是中医学，由于中国传统医学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如阴阳、五行、气血之类的），与巫师（包括卦师、阴阳先生、风水大师、气功大师等基本上都是属于巫师）所使用的符号是同一个系统，被称作是传统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学说与被巫师们用来骗钱的阴阳八卦学说粘连在一起。
由于在符号系统上的医巫不分，导致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巫医不分：医技之高者，被巫术化为“神”“仙”；而医术尚难以救治之病则被寄希望于自称能与“神仙”“上天”相通的巫师了。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得从中医的起源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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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怎样起源的？如今已无法见到系统完整的记录，我们只能以经验科学的理性精神，借助今天所掌握的考古和文献资料，对这个起源过程做出合理的推测。
一切都起源于人的感觉！
先是一些人病了，他们知道自己病了的原因是因为感受到了痛苦，比如头痛、胃痛等，他们便向身边的一些亲友求助，一些热心的亲友便去倾听他们的哭诉，观察他们身体上出现的变化，采取措施帮他们减轻痛苦，比如用手帮他们按摩头部、用装满热水的陶罐温暖他们的腹部等，久而久之，这些热心帮助别人减轻痛苦的人就成了医生。
中国最早的医生们开动了自己全部的感觉器官去观察、诊断病人，所谓“望、闻、切、问”便是充分调动了人的视觉、嗅觉、触觉、听觉等一切感知器官，去获取病人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触觉”的运用尤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发展出深沉博大的“脉诊”之学和几近神妙的经络针灸之学。他们仅凭对人手腕上小小一段桡动脉“寸、关、尺”的律动感受，区分出几十、上百种不同的“脉象”，诊断出无数的疾病。而根据全身各部分酸、麻、痛、痒的感觉，在一次次用砭石、细针、艾熏的刺激来缓解其痛苦的过程中，积累了系统的经络分布图和刺激方法，这就是针灸之学。
治疗技术也是靠感觉发展起来的，上面所说的针灸技术就是在诊断的过程中同步发展起来的，而药方治疗技术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些初民社会的医生们可能是发现了某种芳香植物（如细辛）可以“通气”，减轻头痛的症状，发现某种植物能引起腹泻、减轻腹胀的痛苦（如大黄），日积月累，发展出越来越多的方剂。
先民中那些伟大的医生们，是把自己感觉器官的效能发挥到极致的仁者，他们觉得光凭听和看，还不足以体会到患者的感觉，别人说他头痛、肚子痛，毕竟不是自己头痛、肚子痛，到底是怎么个痛法儿？痛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外来方法才能缓解？缓解时又有什么感觉？只有自己也相同地“痛”上一把，才能理解病人的感觉。于是，这些医生们便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实验品以获得和病人一样的痛苦感觉，他们可能也去故意经受风寒，染病后获得和病人一样的痛苦，再尝试用各种方法消除这种痛苦，在自己身上试验成功了，再施用到别的病人身上。这绝对不是想象，不仅古书中有神农氏尝百草最后竟因尝食狼毒草而中毒死亡的记录，每一位真正的中国医生几乎都尝过自己配置的草药，直到现在，每位中医学院的学生在学习针灸时，也都要经过在自己身上扎针的训练过程。这，也是中医的伟大传统之一。
当然，他们也不是只凭感觉治病，在调动全部感觉器官获得信息后，他们的理性也在同步进行着工作：他们把疾病按痛苦类型和强弱进行分类，把解除痛苦的方法（如是药、是石、是针，是何种药何种针法）进行分类，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记录，并以医书和药书等方式流传下来，建立起了初步的医学知识体系。
人的感觉能力是有差别的，有人敏感丰富，有人迟钝单调，感觉能力敏感丰富的人所获得信息多且细腻，而感觉迟钝的人不仅获得的信息少，甚至有时就获得不了信息。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也是有差别的，对于前辈们留下的知识的理解能力不同，有的能理解到其精神实质，有的只是将其当作教条而泥古不化。这些差别导致了良医与庸医的差别：良医是那种感觉器官发达、感觉能力超强、又悟性超高的人；而庸医是那些感觉能力弱、理解能力也差的人。良医靠感觉治病，庸医靠教条治病，而且庸医多于良医。
中国古代的医生要面对两个敌人，一个是巫师，一个是庸医。巫师以天道神鬼之说，麻醉人们的精神，使其抱着希望（或幻想）死去；庸医则以教条之法，止于所谓不治之症之前，让人在绝望中放弃生命。对于这些，张仲景在书中自序中都有明确的评论。至今依然如此：现代医学所面临的敌人仍是巫师与庸医！医生们要把感觉到的东西表达出来，就必须借助一定的语言和文字这些人类表达、记录信息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必须是人们之间通用的、人们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字系统。其受社会文化、普通民众的认识水平和普遍思维习惯的影响，远大于某一专业知识研究者的影响。但是，这种通用的语言对于某一专业的研究人员（如医生）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一定要发明出一部分只属于自己的术语，表达自己独特的感觉，比如中医在号脉时所感受到的“大、浮、数、动、滑”和“沉、涩、弱、弦、微”等脉搏跳动的感觉，就是一般人（甚至包括很大一部分虽受到训练，但先天感受能力较弱的中医）所无法感受的，因而就是一种独特的术语。医生们还要把他们经过理性思考、分析、归纳的病例间的共性，用这种语言符号系统记录下来，以便与更多的医生和患者交流，这些对某些抽象特征归纳的语言文字符号，就有了更多的也更容易引起歧义的内涵。
中国的医学起源很早，大约自有人类起便开始出现，考古学发现，在新石器时期（距今6000～7000年以前或更早）就出现了砭石，青铜时代就有砭针。
而关于医学专业的语言，也起源很早，并且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特点，比如针灸技术可能在青铜器时代即商代就已经较为成熟，指导这种技术的经络学说也应同时出现。
在秦汉以前，各国、各地的医生均有各自的符号系统，随着秦汉的政治统一，特别是汉代才完成的文化统一，出现了全国统一的文字符号，语言也趋于统一，至少能对同一个字发出相近的、可以互相理解的语音。在汉代完成的文化统一中，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道家学说、儒家学说，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模式，并造就出一种强大的话语霸权，这时的医生们不得不使用这种霸权话语，来表达、记录自己的感觉与思想。汉代长期的统一与和平生活将这种话语系统进一步强化和固化，医生们著书立说时，只能用这种话语体系作为表达符号，于是，阴阳、五行学说和道家、儒家的语言符号系统便成了医学的语言符号系统：阴阳、五行学说中的名词成为对疾病症状指示的名词，其间的关系也成了分析疾病原因关系的范型；而君臣关系被借入药物学的配位中，以区别一付方剂中各味药剂量的大小，现代人就把这种符号系统称之为“中医理论”。
实际上，阴阳五行学说和道家、儒家学说等，起源均比医学要晚，它们之所以在汉代的文化统一中，成为霸权话语，更多的原因是符合普通人的思维习惯，更能满足全体人口间的思维沟通需要，是各色人等（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精研学术的学者，还是混迹江湖的骗子）都能使用的通用符号系统，对这一符号系统的使用，使得早期各有专业语言的医学成为一种影响更为广泛的“普世性”的通用学说，但同时也陷入了与巫师语言混杂在一起的尴尬境界。
中国医学史上公认，汉代是“中医理论”的成熟期，《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均出现或定型于这一时期，而后世中医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和分析框架也全部是这一时期的医书中出现的。然而笔者认为：汉代的所谓“中医理论”的成熟，只不过是对一种统一的话语模式的确立过程，是大一统文化形成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很难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的基础理论，它们仅仅是个表意的符号，而不是什么解释因果关系的思维基础，将阴阳五行学说当作所谓“中医理论”乃是现代世界的一个重大误解，这一误解严重地阻碍着中医的发展，中医之所以没有能发展成现代科学与这种误解有重要的关系。
中医要想成为现代医学，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这种观念，只有放弃那些古老过时、医巫不辨的话语模式，中医所蕴藏的伟大智慧才能以其本真的面貌显示出来，才能为今天的人们所理解。当然，阴阳五行学说之所以能被医生们使用，也与这种学说及其语言的起源有关，它们与医学的起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也起源于感觉，比如阴、阳原起源于山坡朝着太阳的一面为阳，背着阳光的一面为阴，引申出来，阳也代表着热、温暖，阴代表着冷、湿寒，再引申下去，阳代表着强大，阴代表着弱小……等等。这种感觉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而其词义又可无限引申下去，可以为各色人等所用。
医生们最早对疾病的归纳可能是根据冷热来划分的，比如感冒时口干咽痛、身体发烧，他们把这称为热病；而着凉时腹胀、肚子感觉冷，称为寒病，但当阴阳学说流行起来时，他们觉得，阳、阴也可以表达这种感觉，于是便把这两种病称为阳症和阴症，又根据冷热的程度不同分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等类型，这便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辨太阳病脉》《辨少阳病脉》《辨太阴病脉》诸篇名称的由来。
实际上，医生使用“阴”“阳”这类术语只是表达一种感觉，并不具有先验的真理意义，与阴阳先生唬人时的演绎更无关系。只要能理解其含义，完全可以用另一种符号系统来表达。
本节的核心意思是说，中国医学的起源远早于今日被奉为“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学说，它从来也没有形成所谓“理论”，阴阳五行学说只是医学在政治文化发展史上的某个阶段所采用的符号系统，将阴阳五行学说、包括被阴阳五行学说改造过的经络学说视作中医的基础理论是个重大的误解，只有识破这种误解，才能进入到正确理解《伤寒杂病论》的思维状态。如果非要说中医的“理论”，那么也就是以感觉为核心的了解病人信息的思维方式，这一点，不仅需要继承，而且应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大大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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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命运取决于疗效。西方的医学在早期阶段，也如同中国一样，是靠感觉起家的，但经过科学革命之后，特别是解剖学和微生物学的出现，给西方医学提供了全新的生理、病理解释基础，他们便放弃了早期的感觉传统。而基于解剖学的外科手术技术的发展，和基于微生物学的抗生素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能对一些明确其原因的疾病如感染性腹泻、肿瘤等进行批量式复制式的治疗，治疗准确率大幅度提高，几乎为百分之百，这种疗效上的胜利伴随着西方列强征服世界的政治过程成为全球性的普适性学说，所谓“西医”这种知识体系又成为新的“霸权话语”。
在西医几乎百分之百的疗效奇迹冲击下，传统中医百分之五十的疗效相形见绌，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自从20世纪以来，已出现过两次大的要“消灭中医”的思潮，每次都是打着“科学”的名义。（参见本期李海阳：《二十世纪以来有关中医的争论》）但事实上，“西医”也只是人类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而已，就其本身的科学价值而言，并未全面超过所谓“中医”。以疗效来论，西医对其明白原因的疾病的疗效或许可达到百分之百，但对其尚不明白原因的疾病疗效为零；而中医事实上对一切疾病的原因都半明半白，因此对一切疾病的疗效都有那么一点儿，高的有个百分之六七十，低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一、二。由于人类不知其原因的疾病远远多于知其原因的疾病，所以，如果从人类疾病的总量上来看，“中医”的疗效并不见得少于“西医”。
其实，“中医”“西医”都是人类医学的一部分，只不过受不同地域文化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他们各有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表达思维的语言而已。而医学的发展，要在各种思想互相碰撞交流后，才能取得新的进步，不仅“中医”要发展，“西医”也得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之所以今天有些人认为“中医”已经落后了，应该废除之，那并不因为“中医”落后，而是现在的“西医”还不够发达，还没有发展到能理解“中医”的地步，只有西医再发展一步，发展出有效的理解中医的思想和技术工具，中医所蕴含的伟大智慧便会创造出更准确、更高的疗效，未来的医学一定是在中西医重新融合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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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个具体的例子，张仲景《伤寒论》第一卷第一篇《辨脉法》第一条如下：
“问曰：脉有阴阳，何谓也？答曰：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的《伤寒论译释》一书对此段文字的现代语译为：
“脉象有阴脉、阳脉之分，有什么意义呢？答：凡是脉象大、浮、数、动、滑的，这就叫做阳脉；凡是脉象沉、涩、弱、弦、微的，这叫阴脉。大凡阴性病症，出现阳脉的，预后良好；大凡阳性病症，出现阴脉的，预后不良。”
该书还接受了宋代名医成无已引入的一个概念“平脉”，即“阳道常绕，大、浮、数、动、滑五者，比之平脉也有余，故谓阳；阴道常乏，沉、涩、弱、弦、微五者，比之平脉不及，故谓之阴。”所谓“平脉”就是正常的脉象，而无论阳脉还是阴脉，均是有病后的脉象，故称之为病脉。②
现代名中医胡希恕对这些脉象有更为细致的解释，但引入了更多的脉象概念，比如他说“浮和沉，这是来自脉动的浅深。若脉动的位置较平脉浅浮于外者，即谓为浮，若脉动的位置较平脉深沉于内者，即谓为沉。故浮属太过，沉属不及。”“若脉管上下，较之平脉强直有力者，如琴弦新张，即谓之弦；反之，若脉管上下，较之平脉松弛无力者，如琴弦松弛未张紧，即谓为弱。故弦属太过，弱属不及。”③
①王晓鹤主编：《中国医学史》，P31。
②陈亦人主编：《伤寒论译释》，P95—P96
③冯世伦主编：《胡希恕讲<伤害杂病论>》，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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